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一、与托派分手
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一年时间，日寇的铁蹄从华北踏到华东。年6月，国民**府所在地武汉又成为日寇进攻的目标，国民*府机关不得不匆忙迁往重庆。
6月下旬，陈独秀和妻子潘兰珍随着撤退的人流来到重庆，不久又移居江津。经过一段不稳定的迁居生活之后，陈独秀最终于年5月定居在离江津县城约30里的鹤山坪石墙院。
在这一过程中，陈独秀已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胃病。然而，他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尤其是高血压带来的头晕目眩等不适，写出了一篇篇促人惊醒、催人振奋的文章。除此之外，与中国托派的论战也耗费了他相当多的精力。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托派临委不顾民族矛盾上升的形势，仍然主张“倒蒋反共”，他们将拥护国共合作的陈独秀斥之为“投机*客”，在会上会下对他进行口诛笔伐。
陈独秀非常不满托派临委的这种做法。年11月21日，在给陈其昌的信中，陈独秀表明了自己对托派的态度：
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人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任何*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
尽管如此，陈独秀对托派事业还是关心的，特别是对托洛茨基还是十分敬重的。而托洛茨基对陈独秀也是呵护有加。
年8月，托洛茨基担心国民*和共产*合作之后，会杀死陈独秀，便指示托派临委领导人李福林在中国发起一个“护陈运动”。12月，托洛茨基又给李福林写信，要他帮助陈独秀逃到美国或墨西哥，并说：“这对陈独秀来说是一个生死问题，对第四国际来说则是一个有巨大*治意义的问题。”
年2月，托洛茨基再次致函李福林，催促他设法把陈独秀送到美国去。信中写道：
让陈独秀出来，无论对于他或对于我们，同样是很重要的他在第四国际中可以起片山潜在莫斯科给第三国际所曾起过的作用——而且，我希望陈独秀还能比片山潜给革命事业带来更多的好处。
托洛茨基的愿望最终还是落了空，由于种种原因，陈独秀没有离开中国。也就是从这时起，托洛茨基对于中国抗日战争问题的有关认识脱离了中国实际，成为陈独秀与托派分手的重要原因。
年，当国共两*正在为第二次合作进行谈判之时，托洛茨基领导的第四国际执委会书记局于这年8月作出《关于中日战争决议案》，表示反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反对国民*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打倒国民*”的口号。
9月23日，托洛茨基致函中国托派临委，指示他们对蒋介石和国民*以及整个中国的统治阶级，不要存丝毫的幻想，一面在蒋介石的命令之下参加抗日斗争，一面在*治上准备推翻蒋介石。“9月25日，托洛茨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攻击中国共产*的统一战线*策是把中国工人运动在*治上交给蒋介石及国民*，是一件“最可怕的罪恶”。
根据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的指示，中国托派一面攻击国民*的抗日举动是为了达到“妥协投降”的目的，一面攻击中国共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是向国民*“彻底投降”，“完全堕落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扬言要给予无情的打击。
陈独秀对于托派的主张不能苟同。他知道，对于托洛茨基的敬重之情，不能代替*治原则问题。年11月，陈独秀写信给托洛茨基，全面阐述了自己对中国托派及其理论的看法。
陈独秀在信中说，中国托派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都不能与其他*派合作。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需要联合全国力量一致对外的情况下，托派干了些什么呢?
陈独秀在信中写道：
有人讥笑“爱国”这一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同共产*、国民*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和国民*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从开战一直到今天，这样状况仍旧继续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因此使他们的意识更加窄狭，竟至有人造出一种理论说：一个革命*员，社会关系越简单越好。
陈独秀接着气愤地指出：
“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
此时，陈独秀已明确意识到，对托洛茨基的理论应该重新评价。12月23日，他在给郑学稼的信中表示：
“列·托之见解，在本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论理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陈独秀终于在思想上与托派彻底决裂了!他公开表示：今后不再属于任何*派，只代表他个人。至于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要在新斗争的分分合合中决定。
二、不能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
陈独秀与托派的决裂，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同托派在对斯大林评价上的分歧。
陈独秀对斯大林的认识，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大革命失败后，他对斯大林拿他做替罪羊十分不满，故而对斯大林充满了怨恨。他之所以投入托派的怀抱，这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从年被捕入狱开始，随着*治风雨的洗涤和人生阅历的增加，陈独秀对斯大林的认识开始超越个人的恩怨，上升到一个理性阶段。
随着对苏联有关问题的分析不断加深，他对斯大林的认识也由最初的朦胧混沌到最后的清晰明了。
陈独秀是民主的斗士。他早年发动新文化运动，是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到了晚年，他仍然倾心于民主，向往在中国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相比，他此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反民主性的理解更趋于理智。他曾在《孔子与中国》这篇文章中写道：
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人们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了冷宫，把建立孔教的孔子尊为万世师表，中国人活该倒霉!
也是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讲到了民主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民主可以激扬人们的热情，解放人们的思想，唤起人们的爱国情感。
他指出：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礼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消沉安分守己的奴才，那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
陈独秀是从探讨民主的问题入手，开始接触到斯大林独裁这个敏感话题的。
起初，陈独秀只是注意到，自从年列宁逝世以后，随着联共(布)*内斗争不断激化，斯大林个人独裁现象在不断加强。他认为，这与十月革命的精神是相矛盾的。年，苏联开始大清洗。到年，苏联众多的***领导人、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平民百姓被逮捕、监禁，甚至杀害。陈独秀从各种渠道得知这些令人震惊的消息后，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