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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品特的首部戏剧《房间》为例，故事讲述的是在丈夫伯特外出之后，女主人罗斯心惊胆战地守在一间出租房内，经历了房东基德、租房人桑兹夫妇、黑人赖利等多人的侵袭。赖利仿佛来自罗斯此前的群体，在他的劝说下，罗斯为其所动，准备与其一起离开，然而就在这时，伯特从外面回来了。发现了赖利后，他不问青红皂白地将其击杀，目睹赖利被男主人伯特击杀在地，女主人罗斯双眼致盲了，戏剧到此戛然而止。根据艾斯林的解读，品特戏剧所呈现的只是一个意象，而不是一个连续发展的完整情节。那么，赖利的死亡、罗斯的致盲正是全剧的核心，而之前各个人物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为这一意象作铺垫，所有的线索最终都将聚集于这一时刻，疾病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而在另一部戏剧《生日晚会》中，隐匿于海滨小城的斯坦利被两个似天外来客的神秘人物麦肯恩和戈德伯格找到了，麦肯恩和戈德伯格仿佛来自于斯坦利此前的团体组织，他们强行为斯坦利举行了生日晚会，并借生日晚会以洗脑的方式审问了斯坦利。在最后一刻，斯坦利神情呆滞，失去了眼镜的他双目空洞，口不能言，被麦肯恩和戈德伯格用轮椅送上了黑色的轿车。然而即使如此，这种结局也是没有结果的结局，疾病在情节推动上还要再送观众一程。罗斯致盲了，但她与伯特的关系会怎么样呢？等待她的又会是怎么样的命运？同样，被送上了黑色轿车的斯坦利将会被送到什么地方？他的命运又会是怎么样呢？接受美学家伊瑟尔（Wolfgang Iser）认为，文本中的不确定性是引发想象的原因之一，因为读者会自动填补由不确定性引起的空白。[16]虽然，评论家们对患上了疾病的罗斯和斯坦利给出了种种臆测，但是，这些也只能是臆测，一千个观众就可能有一千种解读，连品特本人也不知道接下来情节会怎么样发展。观众的印象还停留在疾病那里，并将为人物的命运作出不同的预测。正如品特在诺贝尔奖授奖演说中说过的那样：“我的创作往往由一行话、一个词或一个意象引起……正如我们的人生，开始的时候，我们永远不知道结束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艺术的语言是高度暧昧、模棱两可的事：是流沙、是蹦床、是冰封的水池。”[17]正是品特的这种创作观，使他的戏剧的情节获得无限的推进。 其实，如从修辞叙事学的角度来看，品特戏剧的这种结尾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修辞叙事学将读者看作叙事交流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将“疾病”放置于故事的结尾，构建开放性的结局，是作者实现通过文本与读者交流的目的，而不同维度的读者能从故事中读出各种意蕴，使作品获得多种阐释，则正体现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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